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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大崩盤

The Great Crash 1929

  • 作者: John Galbraith
  • 譯者: 羅若蘋
  • 出版社: 經濟新潮社
  • 出版日期: 2009-07-24
  • 定價: 350元
  • 優惠價: 88308
  • 會員價: 79277
  • 加贈點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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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Introduction

歷史上永恆的投資∕經濟經典 
每次金融風暴,這本書就暢銷! 
每個人都該了解這段歷史,因為人類的愚昧會不斷重演。

 

★美國《財富》雜誌、《紐約時報》、《聖路易郵報》、《大西洋月刊評論》一致盛讚!

 

  《1929年大崩盤》這本書最早於1954年出版,此後在1955、1961、1972、1979、1988、1997年不斷再版,直到如今已有五十四年。作者高伯瑞是美國二十世紀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除了作者及書本身的重要性之外,還有一個能讓本書銷量維持不墜的理由:每一次它的出版,另一個可能發生的事件——另一個泡沫或是緊接而來的不景氣——就會激起大家對這段大蕭條和崩盤歷史的興趣,它曾引發一場慘烈的不景氣。

 

  猖獗的投機。創紀錄的交易量。人們大肆購買資產,不是因為它們的價值,而是因為買方相信自己可以在短短的一、兩天,甚至幾個小時內脫手,迅速致富。樂觀主義和它所帶來的影響主宰了整個股票市場。然而這一切終將結束。股市的下挫總是比上漲來得突然。在1929年股市大崩盤之後,緊接而來的經濟大蕭條持續了十年之久。1929 ~ 1933年,國民生產毛額(經濟總產量)下降近30%。在1930年到1940年之間,只有1937年這一年的平均失業人數少於800萬人。1933年大約有1,300萬人失業,幾乎每四個勞工有一人失業。到1938年仍然有五分之一的人失業。

 

  1929年的大崩盤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相似之處在於,政府在當時都知道該如何因應,但同時又都拒絕這樣做,只是一昧地向民眾信心喊話,宣稱經濟基本面健全,卻造成無可挽回的局面。深受其害的云云大眾無不猜測,金融危機後的發展是否要回溯到1930年的崩盤及之後的年代?而2009年初股市的回升究竟是經濟復甦的現象或只是一時的反彈?答案無從知曉,就如同高伯瑞在序言中所說的:「我不會去預測,只是提醒大家過去曾經如此鮮活地提醒我們的教訓,我在這本書中提出最後的忠告。」

 

  而不願再被歷史的愚昧所左右的你我,該是時候停止猜測,好好認真抱讀高伯瑞所給的忠告了。

作者簡介 authors Introduction

John Galbraith 【約翰.高伯瑞】

現任:

約翰.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

 

美國二十世紀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曾任哈佛大學華伯格(Paul M. Warburg)經濟學講座名譽教授,擔任美國藝文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

 

1941 ~ 1943年:擔任美國物價管理局副局長。 
1946年:杜魯門總統頒發自由勳章(Medal of Freedom) 
1961 ~ 1963年:任美國駐印度大使。 
1972年被選為美國經濟協會主席。 
1997年獲得加拿大的羅伯特肯尼迪圖書獎的終身成就。 
2000年8月:柯林頓總統頒發自由勳章。 
2001年:獲頒Padma Vibhushan獎(印度第二高榮譽的公民獎),以表揚其對印度和美國之間經濟合作的貢獻。

 

高伯瑞生前共有31本著作,包括《不確定的年代》、《富裕的社會》、《1929年大崩盤》、《經濟學與公共目標》、《穿梭經濟時光》、《新工業國》、《經濟治國》、《親愛的總統先生》、《揭開皇后的面紗:造成現代亂象的經濟學迷思》等。

推薦序 Recommended preface

推薦序

鑑往知今,貪愚永存!

 

高伯瑞(John K. Galbraith, 1908-2006)這本1954年出版,後來不斷重印,到他逝世前已發行了80萬冊的《1929年大崩盤》,它不是談1929年股市大崩盤的一本普通書,而是有它的原委、立意,以及後來的影響。

 

首先就本書的來龍去脈而言,人們都知道高伯瑞乃是學者從政型的經濟學家,民主黨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時代即已成了要角。戰後1952年,民主黨提名伊利諾州長史蒂文生(Adlai E. Stevenson, 1900-1965)與共和黨的艾森豪競選總統,高伯瑞即是史蒂文生陣營的主要人物,該次大選民主黨慘敗。在經過一陣心理創傷後,高伯瑞出版了《美國資本主義》(American Capitalism)一書,主要是探討美國經濟何去何從的嚴肅課題。該書成了當年暢銷書,後來總計售出40萬冊。除了出版該書外,高伯瑞還整合了一批哈佛學者,其中主要都是經濟學家,在民主黨前輩要人芬雷特(Thomas K. Finletter)家中定期聚會,對美國經濟未來的各種課題進行探討,並做為將來民主黨的經濟政綱。他們這群人,也就是美國民主黨史上所謂的「芬雷特小組」。後來1960年民主黨甘迺迪贏得大選,他的經濟「新疆界」主張,以及後來詹森總統的「大社會」政策,都和「芬雷特小組」有著密切的關係。

 

而就在「芬雷特小組」集會期間,1954年初,美國主要的《哈潑雜誌》約翰.費雪(John Fischer)向高伯瑞邀稿,因為當年已屆股市大崩盤25週年,他希望高伯瑞能在當年該刊的十月號寫一篇長文。由於當時美國尚無有關1929年股市大崩盤的專門著作,於是高伯瑞遂在好友(也是哈佛同事及民主黨要角,後來做到「美國歷史學會」會長)史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鼓勵下著手研究並寫作。結果,他並沒有替《哈潑雜誌》寫那篇長文,而是撰寫這本著作。因此,本書有著下述意義:

 

(一) 它是截至當時,真正重量級學者寫1929年股市大崩盤的第一本著作。

 

(二) 人們現在已知道,高伯瑞寫作,一般都至少要五易其稿、使其流暢、嚴謹而易懂。本書即有這樣的特性,而這也是本書一出版即佳評如潮,成為暢銷書的原因。

 

(三) 對高伯瑞的著作與思想有理解的人都知道,高伯瑞並非一般的經濟問題技術專家,而是有歷史觀、人性觀和價值觀的全視野經濟思想家。因此他在談1929年股市大崩盤時,其實是有解釋觀點的。他特別著重在貪婪投機文化的形成、當時有權有勢者的蒙昧樂觀及間接助長、金融體系「脫紀律化」所造成的投機氾濫,以及當時許多著名學者為股市造勢的媚俗表現。他的這些「以人為本」的價值前提,其實也貫串了他所有的其他著作。他的這些觀點,也等於是替後代人在談論1929大崩盤時定了調。高伯瑞談股市大崩盤,加上後來他的好友史萊辛格談新政,人們始對大蕭條時代有了全局的理解。

 

總而言之,《1929年大崩盤》不是一本一般性的著作,而是有警示意義的著作。研究股市史的人都知道,在人類史上,牛頓乃是最有名的受害人。當年英國有所謂的「南海泡沫」,牛頓當時在朋友的慫恿下買股,後來覺得不安而出脫,但股價還是一路狂飆,於是他又投入股市,但這次就再也沒有脫身的機會。牛頓所賠掉的金錢換算成現值,估計在台幣1億至1億5千萬元之間。他後來感慨地說:「我可以預測神祕天體的運行,但我不能預測人類貪婪的心靈!」

 

因此,貪婪總是會付出代價的。1920年代是美國樂觀輕快、甚至是輕浮的「爵士時代」,它的浮華投機所付出的代價則是整個大蕭條的代價。

 

而人類所犯的錯雖然不可能如原樣般重現,但卻會用一種有近親相似性的方式,以另一種面貌再來。過去20年的貪婪投機以及金融失控「脫紀律」,乃是金融海嘯及全球深度衰退的原因。迄至目前為止,全球究竟已否觸底?或者還有第二波衰退在前面等待?這些都是開放的問題。在這樣的時刻重讀高伯瑞這本著作,人們又怎能不格外感慨呢?

 

南方朔,文化評論者 
2009年6月28日

目錄 Table of Contents

序言 九0年代的觀點 
第一章 「夢幻、無窮的希望與樂觀主義」 
第二章 應該有所作為? 
第三章 我們信賴的高盛 
第四章 幻想的暮光 
第五章 大崩盤 
第六章 越來越嚴峻的情勢 
第七章 後果 
第八章 後果(二) 
第九章 因與果

 

關鍵字:經濟新潮社/ John Galbraith 【約翰.高伯瑞】/ 羅若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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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因與果

在股市大崩盤之後,緊接而來的經濟大蕭條持續了10年之久,嚴重的程度各有不同。到了1933年,國民生產毛額(經濟總產量)比1929年下降近30%。直到1937年實際的生產量才回復到1929年的水平,然後經濟又快速地回落。直到1941年,製造業的產值仍然低於1929年的水準。在1930年到1940年之間,只有1937年這一年的平均失業人數少於800萬人。1933年大約有1,300萬人失業,幾乎每四個勞工有一人失業。到1938年仍然有五分之一的人數失業。

在這個讓人沮喪的時代,1929年就像神話般的美好。當某些產業或城市的經濟情況好轉到幾乎和1929年一樣的時候,人們期待國家也能夠回到1929年的狀況;一些有遠見的人士在某些正式的場合曾說過,「1929年是美國人曾經有過的好光景。」

整體來說,股市大崩盤比隨後發生的經濟蕭條更容易解釋。而且在評估造成蕭條所牽涉的問題中,沒有比決定股市大崩盤應負的責任更為棘手的事情。經濟學對於這些問題仍然無法提供最終的答案。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討論一些崩盤的原因。

1. 所得分配不均。


在1929年,富人確實是有錢人。相關的數據並不能完全讓人滿意,但是可以確定,該年度占全美人口5%的最高收入族群,其收入大約佔所有個人所得的三分之一。個人收到的利息、股利和租金等形式的所得比例,廣泛地說,小康人家的所得大約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幾年的兩倍。

這種極不平等的所得分配,意謂經濟必須依賴高額投資或高級奢侈品的消費,或者依賴兩者。有錢人無法購買大量麵包等基本生活品,如果他們要處理收入所得,則必須購買奢侈品或投資新的工廠和新的計畫。投資費用和奢侈品的花費,必然比週薪25美元的工人需要支出的食物和房租,受到更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以及呈現較大的波動。我們可以假定,在1929年10月,這種高層級的消費支出和投資尤其容易受到來自股市重大消息的影響。

 

2. 不良的企業結構。


在1929年11月,股市大崩盤之後數個星期,哈佛經濟學會提出不需要擔心經濟蕭條的主要理由,它的合理判斷是「大多數的企業一向秉持的是穩重和保守的經營原則。」實際情況則是,美國企業在二○年代,對於眾多的煽動者、貪污者、騙子、冒名頂替者和詐欺者竟張開熱情的雙手擁抱他們。在這種情況長期發展下,造成洪水猛獸般侵占企業資產的風潮。

企業最嚴重的弱點源自於控股公司和投資信託公司的龐大架構。控股公司控制了絕大部分的公用事業、鐵路公司和娛樂企業。由於投資信託公司的存在,持續對經濟形成反槓桿操作的危險。尤其是,營運公司必須以股利支付上游控股公司發行公司債的利息。如果公司無法分發股利,就意謂公司違約無法支付公司債利息、破產,以及控股架構的崩潰。在這樣的情況下,削減對營運公司的投資,以繼續分發股利的誘因顯然很大。這樣會增加通貨緊縮的壓力。其次,通貨緊縮造成收益降低,並且幫助企業簡化金字塔的結構。在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就無法避免進一步裁減開支。收入必須指定用來償還債務,再舉債籌資進行新的投資便成為不可能的任務。很難想像如何設計出更好的企業體制,能夠繼續營運和衝出通貨緊縮的漩渦困境。

3. 不良的銀行體系。


從三○年代早期以來,這個新世代的美國人在聽到有關二○年代晚期銀行業的做法時,真是感到又好氣又好笑,還不時義憤填膺。事實上,大部分銀行的這些做法只是因為經濟蕭條而讓人覺得荒唐可笑。原本債信非常良好的貸款,但是因為借款人的產品價格崩跌、產品市場萎縮或者申貸的抵押品跌價,而成為非常荒謬的情況。最有責任感的銀行業者,在看到貸款人面對遠超過他們所能控制的惡劣環境,而苦思如何幫助這些受害者時,卻往往被視為最差的銀行業者。像其他人一樣,銀行業者不得不屈從於當時輕率、樂觀和不道德的心態,但是很可能也就是如此而已。1929~1932年的經濟蕭條一開始就像以上所描述的情況,但是也損害到許多當時被認為無懈可擊的銀行聲譽。

然而,雖然1929年的銀行業者並不是特別的愚蠢,但是銀行業的架構仍然有其先天上的缺陷,這些缺陷原本就存在於大量的獨立銀行機構。如果有一家銀行倒閉,則其他銀行的資產也會遭到凍結,而其他銀行的存款人則會競相到銀行提領他們的存款。如此一來,一家銀行的破產會導致其他銀行的破產,而形成骨牌效應。甚至在景氣最好的年代,地區性的災難或個別的管理失誤就可能啟動這樣的連鎖反應。(在1929年的前6個月,全國各地有346家銀行倒閉,這些銀行的總存款餘額接近1億1,500萬美元。)當所得、就業和物價因為經濟蕭條而下跌時,銀行的破產與倒閉很快就會蔓延開來。這種情形就發生在1929年,很難想像會有比這種情況更能擴大恐懼的效應。這種恐懼不只摧毀心智薄弱的人,也會削弱心智強健人的信心。任何富人和窮人都會因為他們的儲蓄遭到侵蝕,而感覺到災難來臨了。

不需多作說明,一旦這樣的銀行體系面臨破產的危機,只會讓它的存款人縮減開支且影響客戶的投資意願。

 

4. 對外貿易差額不明。


這是一個我們熟悉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國際收支出現盈餘。在其後的十年之間,扣除支付向歐洲貸款的利息和本金之後,對外貿易仍有出超。高關稅限制了進口,並有助於創造出口的盈餘。無論如何,歷史和傳統的貿易習慣也造成美國國際收支持續出現順差。

以往,支付歐洲貸款的利息和本金會從貿易餘額中扣除。現在既然美國是債權國,這些本金和利息就計入進出口的盈餘,應該說此時美國的國際收支順差還不是很多。在僅僅一年(1928)期間,實際出超金額達到10億美元;而在1923年和1926年也才大約3億7,500萬美元。然而,貿易順差不論多寡都應該達到平衡才對。其他那些進口超過出口、並且還要償還債務的國家,必須找出方法來彌補他們和美國貿易的赤字。

在大部分的二○年代,這些貿易差額是以現金清償,也就是以黃金支付美國,以及由美國借出新的私人貸款給其他的國家來彌補。大部分的貸款是借給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州政府或者市政機構,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借貸給德國和中、南美洲。承辦處理這些貸款的承銷商利潤豐厚,民眾瘋狂搶購這些債券;國際貸款的競爭非常激烈。如果不幸的是,腐敗與行賄是競爭的必要之惡,那麼這段期間就是如此。在1927年底,祕魯總統的兒子朱安.利古雅(Juan Leguia)收取塞利格曼公司(J. and W. Seligman and Company)和國家城市公司(National City Company)450,000美元的賄款(該公司是花旗銀行〔National City Bank〕經營證券業務的子公司),讓這些公司能夠貸款給祕魯5,000萬美金。根據後來調查的證詞,這筆賄款要求朱安做的是有負面效果的事,要他不要阻止這宗貸款。大通銀行提供素以殺人聞名的獨裁者古巴總統馬查多(Machado)個人信用貸款的額度,一度高達20萬美元,馬查多的女婿便是在大通銀行任職。該銀行還承做大量古巴發行的債券業務。在盤算這些債券業務上,銀行傾向於很快忽略對債權人不利的任何事物。在國家城市公司負責拉丁美洲貸款的副總裁維克多.舒波爾(Victor Schoepperle)先生,對於祕魯的信用展望作了如下的評價:

 

祕魯:債信紀錄不良,負面的道德和政治風險,國內債信狀態不良,過去3年的貿易情況類似智利。自然資源非常豐富。依據經濟數據顯示,祕魯在未來的10年內應該會快速發展。

根據這些資料顯示,國家城市公司提供祕魯的流動性貸款達到1,500萬美元,幾個月後追加5,000萬美元的貸款,而大約10個月後再發行2,500萬美元的債券。(祕魯確實是一個有高度政治風險的國家,負責談判貸款的利古雅總統後來被粗暴地趕下台,而貸款最後也無法收回。)

從各方面來說,這些交易正如同「新時代」(New Era)的一部分,就像仙納度和藍嶺公司一樣。它們也很脆弱,一旦「新時代」的幻景消散,仙納度和藍嶺公司的美景也很快就會消逝不見。這樣會強迫美國調整其對外的經濟態度。有些國家無法增加以黃金支付他們與美國的貿易逆差,至少無法長期維持下去。這意謂著,他們必須增加對美國的出口或者減少他們從美國的進口,不然就是拖欠過去的貸款。胡佛總統和國會即刻採取行動,去除第一種可能性─擴大美國的進口以平衡貿易,但反而大幅提高關稅。因此,包括戰爭期間所發生的債務都遭到拖欠,並且造成美國出口的急速下降。出口減少影響到美國經濟的總產量並不大,但是它卻導致一場普遍性的災難,特別是農民深受其害。

5. 經濟知識的貧乏。


認為某些時期的民眾特別愚鈍似乎有些不適當,而且如此認定會讓這個世代的人感到遺憾。然而似乎可以確定的是,在二○年代末和三○年代初的經濟學家及提出經濟論點的人幾乎都很剛愎自用。在股市大崩盤之後的數月和數年間,夙負盛名的經濟建議總是助長一些會導致經濟惡化的措施。在1929年11月,胡佛先生宣布減稅措施;在往後幾次大型的「無事」會議中,他要求企業保持資本投資和工資的水準。這兩項措施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可運用的收入,雖然不幸的是它們大部分都沒有什麼效果。除了較高收入的富人之外,減稅的作用微乎其微;那些承諾要維持投資和工資的企業人士按照一般慣例,會認為這個承諾只有在對企業不會造成財務壓力的時候才具有約束力。結果,在環境都不會強制降價之下,投資與工資確實並未降低。

儘管如此,政府努力的方向還是正確的。此後,所有的政策幾乎都讓經濟情況更加惡化。在被問到政府如何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讓經濟提前復甦,這位認真、負責的顧問極力主張平衡預算;而兩黨也都同意這個做法。平衡預算是共和黨的最高指導原則,而在民主黨1932年的競選政見中,也出現一般政客少有的坦率,要求「聯邦的年度預算必須在國家歲收精確估計的其礎下,逐年平衡……」

 

承諾平衡預算通常會得到大家的理解。平衡預算意謂不增加政府在提高購買力和減輕災情上的花費。它也意謂不會進一步減稅。但是照字面的解釋,它應該有更多的含意。從1930年開始,預算早已無法平衡,因此,若要預算平衡就意謂要加稅、減少開支,或者兩者同時實施。1932年民主黨的競選政見要求「立即大幅削減政府支出」,至少降低25%的政府費用。

平衡預算不是一種想法主張,它也不像平常所說的只是信心的問題。它反而是慣用的語彙。幾個世紀以來,民眾盡量避免借貸,才能免於接觸到懶散或者不計後果的公共服務。懶散或者不計後果的國庫管理人,時常會發表一些複雜的論調,說明為什麼收支平衡並不代表美德。經驗告訴我們,無論短期來看這種信念可能很容易為人接受,但是長期來看會造成不安或者災難。這些簡單世界中的簡單規律無法適用於三○年代早期逐漸複雜的現實世界。尤其是大量失業已經改變這些規則,世事愚弄了人們,但是幾乎沒有人試著重新思考問題的所在。

平衡預算不是對政策有所限制的唯一原因。還有「放棄」金本位制度的錯誤做法,最令人驚訝的是,它還會冒上通貨膨脹的危險。直到1932年,美國大幅度增加黃金準備,此舉非但沒有發生通貨膨脹,國家還遭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通貨緊縮。然而每一位冷靜的經濟顧問至此都看到其中的危險,包括物價上漲失控的危險。雖然在過去多年以來迄今,美國人傾向修補貨幣供給的問題,而且樂於接受短暫但草率的物價飆漲的景氣。在1931年或1932年,發生這種物價上漲的危險(或甚至是可能性)為零。然而,顧問和諮詢人員不會分析危險性或其中的可能性,他們只會牢牢記住以往痛苦的歷史教訓。

對通貨膨脹的恐懼強化了對平衡預算的需求。它也限制降低利率、寬鬆信貸(至少提供多種信貸),以及在當時情況許可之下,盡可能方便民眾借款的努力。當然,美元貶值是斷然不被考慮的方法,這會直接破壞金本位制的原則。在經濟蕭條的年代,貨幣政策充其量只是一根無法依靠的蘆葦。當時陳舊的經濟觀念甚至不允許使用這種脆弱的工具。需要再一次強調的是,這些意見是超越黨派之見;雖然羅斯福總統本人思想特別開放,但是他仍小心翼翼不要冒犯或者帶給他的跟隨者困擾。在1932年的競選活動進入尾聲之際,他在布魯克林的一場演講中說:

民主黨的競選政見特別強調:「我們主張要有健全的貨幣政策,能夠抗拒所有的風險因素。」這句話的含意簡單易解。在7月30日討論這個競選政見時,我曾說:「健全的貨幣政策是國際間的需求,不是一個國家單獨考慮自己國內的問題。」我在美國西北部的布特(Butte)重申這個主張……在西雅圖,我再次重申我的態度……

隔年2月,胡佛先生像往常一樣,在一封給總統當選人的著名信函中,說明他的看法:

穩定國家經濟狀況的條件是,能夠迅速保證不會發生干預幣值或者通貨膨脹的情況;如果必須加稅,預算也必須毫無疑問得到平衡;政府藉由拒絕浮濫發行新的證券,以維持信用。

拒絕使用財政手段(稅賦和支出)以及貨幣政策,幾乎完全等於拒絕執行所有積極的政府經濟政策。當時的經濟顧問觀點一致而且又有權威,迫使兩黨的領袖拒絕採取所有可能的步驟,制止通貨緊縮和經濟蕭條的可能。它本身就是一個顯著的成就─教條戰勝了思想。這種影響極為深遠。

根據上述經濟的缺陷,就可以理解股市大崩盤在三○年代發生的大悲劇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華爾街自我貶損的年代,股市反而具有值得尊敬的重要性。股票價值的崩跌首先影響的是富人與小康之家。但是我們明白在1929年的美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階級。這個階級的成員掌握大部分消費者的收入;他們也是私人儲蓄和投資的最主要來源。任何會影響這個階級的支出或投資的任何事,必然會對整體經濟的支出和收入,產生廣泛的影響;而受到股市大崩盤最嚴重打擊的就是這個階級。此外,大崩盤很快造成民眾縮手,不再花費從股市賺到的錢來支持經濟。

大崩盤也是攻擊企業結構缺陷格外有效的方法。它會強迫位於控股公司鍊最終端的營運公司節省開支。這些體制以及投資信託後續的崩跌,有效地摧毀了企業借款的能力以及貸款投資的意願。事實上,長期以來被視為純粹是信心的降低而已,很快轉變為訂單的減少和逐漸增加的失業。

大崩盤也有效地結束了外國的貸款業務,因為國際間的收支已經達到平衡。現在國際收支主要是依靠減少出口來達到平衡。這種情況對於小麥、棉花和煙草的出口市場迅速形成沉重的壓力。也許對外貸款只是延遲國際收支餘額的調整,但是終有一天要處理。大崩盤只是在最不利的時刻,突然加速調整國際的收支。農民本能地把他們的困境歸咎於股市,此舉並非完全被誤導。

最後,當災難來臨的時候,一般人的態度是,不會採取任何措施加以阻止。也許,這是最令人不安的特點。在1930年、1931年和1932年,有一些人必須忍受饑餓,其他的人則因為恐懼將來也得忍受饑餓,而身心受創。然而還有些人因為收入減少而陷入貧窮,他們因為從光榮和受人尊敬的生活跌落谷底,遭受了極大的痛苦。仍有一些人畏懼自己也會步入後塵。同時,每個美國人都得忍受極度失望的感覺,人們似乎顯得無能為力。對於支配政策的想法,人們也顯得無可奈何。

如果1929年美國經濟的基本面很健全的話,大崩盤的影響可能就很輕微。或者,被股市套牢的民眾,其信心受到打擊和削減開支的情況也會很快過去。但是1929年的美國經濟並不健全;相反地,它極其脆弱,很容易因為華爾街的風吹草動而受到打擊。那些強調美國經濟有此弱點的學者,很明顯地言之有據。然而當溫室遭到冰雹風暴的蹂躪後,人們通常不會認為暴風雨只是純粹被動地造成災害。我們也會認為,在1929年10月襲擊下曼哈頓區(lower Manhattan)的經濟風暴有著類似的含意。

——節錄自《1929年大崩盤》第9章

書籍基本資料

  • 分類:基金外匯總經投資
  • 作者: John Galbraith
  • 譯者: 羅若蘋
  • 出版社: 經濟新潮社
  • 出版日期:2009-07-24
  • ISBN:9789867889850
  • 商城書號:R002
  • 規格:精裝/256 /12.8 x 18.8 cm /單色印刷/淨重38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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