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金融監管迫不及待

哈利 · 馬可波羅是一名英雄。

但這個名聲與他原本想做的事無關，他既沒能阻止馬多夫建立史上規模最大的龐氏騙局，也沒能保住馬多夫投資者的資金。他所做的，是把他曾提出的警告整理成一份詳盡的紀錄文件，當馬多夫案最終內爆而崩潰時，身負杜絕舞弊、保護投資者職責的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就無法隨口瞎說而推卸責任。

龐氏騙局往往在「穩定的不平衡」狀態裡運作。也就是說，這樣的騙局雖然終究無法成功，但只要條件許可，它就有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某個事物得以長久存在，並不代表它是正當的。在馬多夫的故事裡，縱使其中處處插著紅旗，那個美好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情境仍迷惑了投資者。馬多夫的績效紀錄，跟通用電氣連續一百個季度的利潤成長紀錄，或者跟思科公司在一九九八年至二○○一年連續十三個季度高於分析師預測一美分的股價相比，有什麼差異呢？馬多夫的績效紀錄太不真實了，因而也引發質疑。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應該只堅定杜絕龐氏騙局？或者對其他較為隱晦的操縱手法也應該有所行動？

有一次，我向一位華爾街分析師指出某家公司做假帳。這位分析師卻說，他更有把握看漲這家公司的股票—因為這麼做的公司從不會讓華爾街失望。多年來，我親眼目睹，乃至親身經歷，證管會如何為了保護大罪犯，犧牲他們本該保護的投資者。對於業內的小欺小詐、小規模內線交易，沒錯，還有對沖基金的小過失，證管會採取嚴厲手段，這確實是它該做的。然而，一旦面對大公司與大型機構時，證管會瞬間變得謹慎、溫和，只徵收起不了震懾作用的罰款、聚焦在文件紀錄等枝微末節，卻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事，比如正受騙的投資者。

馬多夫案就是這個問題的縮影。罪行尚未揭發前，他是大型的證券經紀經銷商、納斯達克前主席。他的名氣不是來自於基金經理的身分，更別說對沖基金經理的頭銜，因為他並不是。騙局東窗事發後，他成了眾所皆知的騙徒，人們稱他為對沖基金營運者。

即使如此，迄今，他的對沖基金仍是我所聽過唯一不收取管理費與績效獎金的。如果他的頭銜是對沖基金經理的話，我懷疑他是否還能把證管會蒙在鼓裡；證管會若知道他經營對沖基金的話，應該早就把他捉拿歸案了。華倫 · 巴菲特說：「海水退潮後，你才知道誰沒穿褲子。」二○○八年的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許多人，包括馬多夫，原來一直都沒穿褲子。有效的監管意味著即使在漲潮時，也有能力阻止這些沒穿褲子的人。

如各位所見，證管會確實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而哈利．馬可波羅也對這個機構的未來表示信心。但等證管會真正對某個尚未申請破產的大企業、華爾街機構提出訴訟(即在資金賠光前採取行動)，我再下評斷。如果馬多夫的崩垮真有為我們帶來一絲光明的話，那指的必然就是證管會在這一瞬間被戳破了。哈利．馬可波羅讓這一切得以發生，我們都該向他致上謝意。

大衛．安宏 (David Einhorn)

前言　為正義而戰

二○○九年六月十七日，陰雨綿綿的午後，地點是曼哈頓下城的「大都會懲教中心」，大衛 · 　科茲坐在一間只有單格窗戶的小房間裡，耐心等著與伯納 · 馬多夫會面。馬多夫一手操縱了史上最大宗金融犯罪案，而這場價值六百五十億美元的龐氏騙局，卻完全沒有被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所揭發—儘管我在過去九年裡曾向他們提交了五次相關證據。科茲身為證管會總監察長，此時正在調查他主事的機構在這次事件中的全面失責。

科茲與副手諾爾 · 法蘭吉平並肩而坐，他們對面有個空位，空位兩邊坐著馬多夫的兩位律師—艾拉 · 索金和尼可 · 迪巴洛。馬多夫終於被押送進這個房間，警衛小心翼翼地解除手銬。馬多夫曾經是金融業之王，廣受敬重—他是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的創辦者之一，也曾任該交易所主席；他擁有華爾街最成功的其中一家證券經紀經銷商，更是顯赫的紐約慈善家。現在，身著亮橘色囚衣的他，在四周暗灰色牆壁前格外顯眼；他落坐在兩位衣著光鮮的律師中間。

馬多夫答應會面，但是有一項條件：談話內容不得錄音或謄寫。科茲首先向馬多夫說明他有法定義務說出真相。一週後，馬多夫將被判決，這或許是他答應與科茲當面對話的原因之一。或者，這決定僅僅出於他的自負，只是想要緊抓住最後一次成為焦點的機會。馬多夫的動機有誰料得準呢？他的動機成謎，即使到了今天，這個人仍充滿謎團。

根據科茲事後回顧，馬多夫極有禮貌而且非常配合。「我們原本以為他對每個問題大概只會回應一兩個字，或者當他想多說些什麼的時候，一定會被律師打斷。可是當時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他爽快地回答所有問題，看起來似乎毫無保留。」在會面的三個小時當中，科茲和法蘭吉平寫下了大量筆記，幾乎就是對話的逐字稿。馬多夫首次透露這場龐氏騙局的全貌，還說明計畫是在無心插柳的狀況下開始的，甚至坦言，他很訝異證管會沒有抓到他。他毫不客氣地批評證管會調查員是白癡、笨蛋，都是一些只會吹牛的傢伙。科茲留意到馬多夫頻頻吹擂他在金融業裡的人脈。他聲稱自己認識許多重要人物—「這人我認識、那個人是我的好朋友、這個人他很熟、那個人跟他有特別的交情。」

但是當柯茲在談話進行到一半時提到我，馬多夫的態度就改變了。科茲翻著筆記本，問了一句：「你對哈利 · 馬可波羅這個人瞭解多少？」馬多夫瞬間輕蔑地揮揮手，一臉憤慨。他跟科茲說，我算不了什麼。「這個人在媒體前面風光，每個人都在看他，他自以為是預言家。但這都是過度渲染，你知道嗎？這個人根本就是業界的笑話。」

馬多夫說我不過是嫉妒他的成就。科茲意識到馬多夫視我為對手，而最令他不快的是，我搶盡了原本該屬於他的鋒頭，他不會就此罷休。會談最後，他為自己的投資策略辯解，而這些說詞早已被我擊破。當時他跟科茲這麼說：「你只需要看看這策略是為了哪些人而設計，你就會知道那是可靠的。他們都知道這個策略切實可行。他們懂得比哈利這個傢伙多太多了。」不，他們不懂。他們只看到錢。面對這個顯露危險魅力，還把我說成是笑話的男人，他們根本無法看透。

我必須先聲明，本人並沒有因為最後的勝利而得意。我是哈利 · 馬可波羅，這是我作為告密者向證管會揭發的第一起案件，本書內容正是此案件的真實調查報告。

我是如何成為告密者的？一切得從一九九九年說起，好友法蘭克 · 凱西讓我注意到了馬多夫。我對這位華爾街大亨的財務成就感到驚奇，想要更深入瞭解，並嘗試複製他的投資法卻沒有成功，於是我認為那樣的績效是不可能的。我發現裡頭有紅旗警訊，一支接著一支，直到無法再忽略這些警示訊號。

二○○○年五月，我把所有知道的事都告訴了證管會。我前後五次向證管會報告我的憂慮，但沒有人理會，直到一切都太遲了。作為舉發華爾街最有權勢之人的告密者，整個歷程宛如夢魘，我時刻擔心自身與家人安危。他操縱的騙局是市場史上最重大的罪行，這一點我非常肯定。十年後，馬多夫進了監獄，而這背後的一切，我們也都知道了。

我的調查小組由四個正直可靠的成員組成，我們一致相信必須為良善道德而行動。我們形成一道最後防線，守在馬多夫遍及全球的「聯接基金」(feeder funds)組織以及受害者之間；遺憾的是，這也是唯一的防線。我們極力阻止那些不對勁的事情。由於我們所做的努力，證管會將蛻變成一個全然不同的機構，如果這個機構還繼續存在的話；而我們監督與管制市場的方式也將會徹底改變。這就是我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