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活得久，但不是太久

 

週三和週五，加上東正教四旬齋—根據尼采和其他人的說法，如何永生—或者，仔細想過之後，如何不求活得更久

 

預期壽命和凸性

 

每當你質疑醫藥這塊領域的某些層面—或者無條件的技術「進步」—總是會聽到他們馬上詭辯，說「我們通常活得比以前的世代要長」。請注意，有些人甚至發表更蠢的論調，說回歸自然意味著回到「野蠻和壽命短暫」的日子，卻不了解這樣的說法，和吃新鮮、非罐頭食物，意味著拒絕文明、法治、人道主義完全相同。所以在這個預期壽命的爭論上，其實存有許多細微的差別。

 

預期壽命增長（前提是不發生核子戰爭），是許多因素匯集之後造成的：公共衛生改善、盤尼西林發明、犯罪下降、執行救命的手術，當然還有一些醫療執業者在嚴重威脅生命的情況下運作。我們活得更長，是因為在致命（情況危急）的情況中獲得醫療利益—正如我們說過的，這些凸性病例中，醫療傷害很低。所以如果因此推論，我們活得更長，是因為醫藥，或者所有的醫療，使我們活得更長，那就犯下嚴重的錯誤。

 

此外，為了探討「進步」造成的影響，我們當然需要從醫療的利得、文明病的成本（原始社會大致上沒有心血管疾病、癌症、齲齒、經濟理論、沙發音樂，以及其他的現代病痛）去進行演繹；肺癌治療的進步，需要考慮抽菸造成的影響，並且加以沖抵。我們可以從研究論文，估計醫療實務可能有助於我們的預期壽命增加幾年，但要再次指出，這受到疾病嚴重性的影響很大（在晚期—和可以治療的—病例中，癌症醫生當然有他們的正面貢獻，但是喜歡干預的私人醫生，顯然做出負面貢獻）。我們需要考慮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那就是在一定數目—很容易對照到底有多少—的病例中，醫療傷害（因此可說是醫藥）減低了人的預期壽命。

 

我們從少數一些罷工的醫院得到若干資料。它們在罷工期間，只（針對最緊急的病例）執行少數的手術，並且延後執行非急需的手術。視你站在辯論雙方的哪一方而定，這些案例中的預期壽命不是增長，就是至少似乎沒有下降。此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等到恢復正常作業，許多非急需的手術後來都取消了—由此可見，有些醫生確實插手損害大自然的工作。

 

被隨機性愚弄的另一個錯誤，是認為上個世紀之前，人在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是三十歲，所以人只活三十年。其實歲數的分布相當扭曲，一大部分死亡發生在出生和兒童時期。有條件的預期壽命很高—從古代男性往往死於外傷就知道。?或許法律的執行，對壽命延長的貢獻比醫生要大—所以預期壽命增長，主要和社會有關，而不是科學進步的結果。

 

拿乳房X光攝影檢測作為個案研究來說。醫界發現，每年對四十歲以上的婦女實施這種檢測，不會提高預期壽命（甚至可能使得預期壽命降低）。雖然接受乳房X光攝影檢測的婦女，因為乳癌而死亡的人數下降，但死於其他原因的人數顯著增加。我們可以在這裡發現簡單、容易衡量的醫療傷害。醫生看到腫瘤，沒辦法不做有害的事，例如在放射、化學治療或兩者都做之後進行手術—這些，對人體的傷害大於腫瘤。心生恐慌的醫生和病人很容易跨越一個平衡點；去治療不會使你死亡的腫瘤，會使你的生命縮短，因為化學治療是有毒的。我們對於癌症已有很大的偏執，往整條鏈回頭看，我們犯下稱作肯定後件（affirming the consequent）的邏輯錯誤。就算因為癌症而早死的所有人都長出惡性腫瘤，並不表示所有的惡性腫瘤都會使人因為癌症而死。大部分同樣聰明的人，不會因為所有的克里特島人（Cretans）都是騙子這個事實，就推論說所有的騙子都是克里特島人，或者從所有的銀行家都貪腐，推論所有貪腐的人都是銀行家。只有在極端的案例中，大自然才允許我們違背邏輯（稱作肯定前件〔modus ponens〕），以協助我們生存。在先人生存的環境中，過度反應是有利的。

 

政治人物誤解乳房X光攝影檢測的問題，因此過度反應（所以這是將重要的決定權分散出去，不讓我們的社會受立法議員愚蠢行為影響的另一個理由）。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是抱持這種原始心態的政治人物，竟然表示：批評乳房X光攝影檢測的實用性，無異於殺害婦女。

 

我們可以將乳房X光攝影檢測的問題推而廣之到無條件的實驗室測試上，尋找偏離常態的差異，並且採取行動去「治療」它們。

 

減法使你的壽命增長

 

幾章之前，我們介紹過的統計學家及決策科學家馬克里達吉斯，率先發現統計預測方法有瑕疵。我和這位朋友仔細觀察資料之後，現在懷疑下面所說的事情可能出現。我們估計，縮減醫療支出某個金額（同時限制縮減的項目為非急需的手術和治療），將使大部分富有國家的人民生命增長，尤其是美國。為什麼？用簡單的基礎凸性分析就知道；只要檢視條件醫療傷害就行了：治療病情溫和的患者所犯的錯誤，使他們處於凹性狀況。而且，看起來好像我們非常懂得怎麼做這件事。

 

只要提高醫療干預的門檻，對情況最危急的病情下手就好，因為在這方面，醫療傷害效應很小。提高這些支出，並且降低非急需手術的支出，可能使情況變得更好。

 

換句話說，往後推理，從醫療傷害開始到治療，而不是反過來做。只要有可能，就用人類的反脆弱性取代醫生。但是在其他的情況中，不要裹足不前，不執行積極的治療。

 

否定法的另一個應用是：花得比較少、活得比較長是一種減法策略。我們見到醫療傷害來自干預偏誤、肯定法、想要做點事的傾向，結果造成我們討論過的所有問題。但是且讓我們在這裡用上否定法：去除一些東西，可能是相當有力（而且實證上是比較嚴謹）的行動。

 

為什麼？減除沒有經過我們的進化史淬礪的某種物質，可以降低「黑天鵝」發生的可能性，同時讓我們得到改善。一旦有所改善，我們就可以相當放心，曉得它們不會有以前那種不曾見過的副作用。

 

所以將否定法用在醫藥上，會有許多隱性珍寶。舉例來說，勸人不要抽菸似乎是六十年來最大的醫藥貢獻。德魯恩‧伯奇（Druin Burch）在《服藥》（Taking the Medicine）一書中寫道：「吸菸的有害影響，大約等於戰後以來發展出的每一種醫療干預合起來的好處……戒菸帶來的好處，高於我們能夠治療每一種可能的癌症。」

 

如同以往，古人也有智慧之言。愛尼爾斯（Ennius）說：「好，主要是因為缺乏壞的緣故。」（Nimium boni est, cui nihil est mali）。

 

同樣的，快樂最好是用否定的概念來處理；同樣的非線性也適用於這裡。現代的快樂研究工作者（通常看起來相當不快樂）往往是由心理學家變成經濟學家（或者反過來）。他們教我們了解快樂時，沒有用到非線性和凸性效應，好像我們知道它是什麼，以及那是否是我們應該追求的。相反的，他們應該教我們了解不快樂（我想，就像那些教快樂的人看起來不快樂，教不快樂的人看起來會相當快樂）；「追求快樂」不等於「避免不快樂」。每個人當然不只知道什麼事情（例如文字編輯、通勤、不好聞的味道、痛苦、在等候室看到某本雜誌等等）使我們不快樂，也知道該拿它怎麼辦。

 

來談一下流傳多年的智慧。「有時營養不足會使系統恢復，」普羅提諾（Plotinus）寫道—而且古人相信清淨身體的重要（其中一種表現，是經常造成傷害，但也經常有助益的放血）。薩勒諾（Salerno）醫學學派的養生法是：心情愉快、休息和營養不足。

 

有個似乎是杜撰（但仍然相當有趣）的故事，談到蓬波尼烏斯‧阿提庫斯（Pomponius Atticus）。他是西塞羅的親戚和書信收件人。他在生了無法治療的病之後，試圖以絕食的方法結束自己的生命和痛苦，但只成功地結束後者，因為根據蒙田的紀錄，他恢復了健康。雖然這是個杜撰故事，我還是加以引用，原因很簡單，因為從科學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延長人們生命的唯一方式，似乎是透過限制攝取卡路里—這似乎能夠治療人類的許多病痛，以及延長實驗室動物的生命。

 

但是如同我們在下一節所將談到的，不需要永遠限制攝取卡路里—只要偶爾（但痛苦地）禁食或許就能辦到。

 

我們知道，要人們接受非常嚴格的飢餓療法，讓他們的身體系統遭到震撼，可以治好許多糖尿病例—事實上，自從西伯利亞有飢餓治療的機構和休養地以來，人們經由試探啟發法，早已知道這個機制。

 

我們看過許多人因為去除祖先居住地中不存在的產品而受益：例如以不自然的形式存在的糖和其他的碳水化合物、小麥產品（對有腹腔疾病的人來說，但幾乎所有的人都不能適應在人類的飲食中添加這種新東西）、牛奶和其他奶製品（對於還沒發展出乳糖耐受力的非北歐血統的人來說）、汽水（包括健怡和一般汽水）、葡萄酒（對於不曾喝過這種酒的亞洲血統後代來說）、維他命藥丸、食品補充劑、家庭醫生、頭痛藥和其他的止痛藥。

 

依賴止痛藥，等於鼓勵人們不用試誤法去找出頭痛的原因，而原因可能是睡眠不足、頸部緊張或者承受惡劣的壓力因子—於是他們不斷以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式的生活，摧毀自我。但是我們不必做那麼多事，只要從丟掉醫生給你的藥做起，或者更好的做法，是把醫生丟掉—正如老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所說的：「將所有的藥物都倒進海裡，對人類會比較好，但魚兒可遭殃了。」家父是腫瘤學家（也研究人類學），根據這句格言扶養我長大（實務上不完全是那麼一回事—不過他經常引用這句話）。

 

至於我自己，則拒絕吃古地中海東部區不曾有的水果（我之所以用「我」一字，是為了表示我並沒有將這件事狹隘地概化到其他人）。我不吃沒有古希臘或希伯來名稱的任何水果，例如芒果、木瓜，甚至橘子。橘子在後中世紀之後似乎相當於糖果；它們不存在於古地中海地區。葡萄牙人顯然在果阿（Goa）或其他地方發現一株甜柑橘樹，開始像現代的糖果公司那樣，培育愈來愈甜的水果。連我們在商店中看到的水果，也讓人起疑：最早的蘋果不是甜的，水果公司卻為了追求最高的甜度而培養它—我幼年時吃的山地蘋果很酸、很苦、易碎，而且比美國各商店中閃閃發亮、據說能夠讓你遠離醫生的蘋果小得多。

 

至於液體，我的原則是不喝少於一千年歷史的飲料—因為這麼長的時間，它的適應力才受過考驗。我只喝葡萄酒、水和咖啡。我不喝清涼飲料。我們要無知的可憐人在早餐桌上喝的橘子汁，或許是最有可能騙人的有毒飲料。透過行銷，我們說服他們相信那是「健康的」（我們的祖先吃的柑橘除了不是甜的，也不攝取不含非常大量纖維的碳水化合物。吃一顆橘子或一顆蘋果，對生物來說，並不等於喝橘子汁或蘋果汁）。我從這些例子，導出一個準則：稱作「健康」的東西通常都不健康，正如「社群」網路根本反社群，以及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體，通常是無知的。

 

我要根據自己的經驗補充說，我個人的財富顯著躍增，是靠去除討人厭的刺激物達成的：日報（單單提湯瑪斯‧佛利曼〔Thomas Friedman〕或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等脆弱推手新聞人的名字，我就一股無明火快要爆炸了）、主管、每天的通勤、空調（但不是指暖氣）、電視、來自紀錄片製片廠的電子郵件、經濟預測、股市新聞、健身房的「力量訓練」機器，以及凡此種種。

 

金錢的醫療傷害

 

要了解我們追求財富的方式為何悍然不顧反脆弱性，不妨想想建築工人吃火腿和乳酪，好像比吃米其林三星餐的商人要快樂。流汗努力工作之後，食物似乎美味得多。羅馬人對於財富有個奇怪的看法：任何會使人「軟化」或「緩和」的東西，他們都抱持負面態度。說羅馬人頹廢，是有點誇張—歷史就是喜歡渲染；其實他們討厭好逸惡勞，而且了解它的副作用。閃米特人也一樣，他們分散在沙漠部落和都市之間，但都市居民有一種跨世代的懷舊心情，想要尋找自己的根和原來的文化；因此有一種沙漠文化存在，充滿著詩意、俠義、沉思、刻苦、節儉，對抗著都市的舒適，因為那和身體、道德的淪落、論人是非、頹廢有關。

 

都市居民會前往沙漠尋求淨化，就像基督在朱迪亞（Judean）沙漠待了四十天，或者聖馬可（Saint Mark）在埃及沙漠開啟禁欲主義的傳統。到了某個時點，黎凡特地區吹起出家修行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或許當屬聖西蒙（Saint Simeon）。他在敘利亞北部一根柱子上生活了四十年。阿拉伯人保持這個傳統，捨棄財物，前往安靜、荒蕪、空曠的地方。當然了，還有強制禁食，但稍後再談。

 

請注意這裡所說的醫療傷害，是財富和精明的結果，不是貧窮和率真造成的，而且當然是知識不完全的產物，不是從無知而來。所以捨棄財物，前往沙漠的觀念，可以是相當強而有力的否定法式減法策略。極少人想過金錢有它本身的醫療傷害。

 

把人和他們的財富分離開來，可以簡化他們的生活，以健康壓力因子的形式帶來很大的利益。所以如果做得正確，貧窮一點或許不會完全沒有利益。許多事情我們需要現代文明，例如法律制度和急診室的手術。但是不妨想想，從減法的觀點、否定法來看，我們會因為變得更加強韌而過得更好：沒有防曬霜、如果你有棕色眼睛則不戴太陽眼鏡、沒有空調、沒有橘子汁（只喝水）、沒有平滑的地面、沒有清涼飲料、沒有複雜的藥丸、沒有聲音很高的音樂、沒有電梯、沒有果汁機、沒有……就此打住。

 

我的朋友亞特‧德‧瓦尼（Art De Vany）極力實踐古人的生活風格，到了七十幾歲，身子依然十分硬朗（遠比年輕三十歲的大部分人健康）。當我看著他的照片，以及長得像梨子的億萬富翁魯伯特‧梅鐸（Rupert Murdoch）或華倫‧巴菲特，或者同年齡群的其他人的照片，總是會想到一件事。如果真正的財富是由高枕無憂、意識清楚、相互感恩、不嫉妒、好胃口、肌肉強健、精力旺盛、經常開懷大笑、不獨自一人用餐、不上健身房的課程、從事體力勞動（或者嗜好）、胃腸蠕動良好、沒有會議室、偶爾來點驚奇，那麼這主要是靠減法（去除醫療傷害）做到的。

 

如果今天星期三，那麼我必須吃素

 

有些時候，研討會的主辦單位為了準備晚餐，會寄給我一張表格，詢問是否有飲食上的要求。有些提前六個月左右詢問。以前我通常答說不吃貓、狗、老鼠和人類（尤其是經濟學家）。現在，在我個人進化之後，我真正需要的是：了解那天是一個星期當中的哪天，才能知道我要吃素，還是可以吃那些又厚又大的牛排。

 

怎麼判斷？只要看看希臘東正教的日曆和它要求的禁食日就知道了。這會使那些主辦商業讀者參加TED研討會的天真工作人員不知所措，不知道應該將我歸於「古人陣營」或者「素食陣營」（「古人」是食肉動物，試圖模仿狩獵採集者老祖宗吃很多肉、吃很多動物脂肪的習慣；素食者則不吃動物產品，連奶油也不吃）。

 

我們會在下面說到，除了隨性進食，否則不管屬於哪一類，都犯下天真的理性主義錯誤（除非有宗教或性靈上的理由）。

 

我相信宗教的試探啟發法，而且什麼問題都不問，遵守它的規定就是（生為東正教徒，我偶爾可以欺騙，因為遊戲就是這麼玩的）。宗教扮演的角色之一，是減低豐足造成的醫療傷害—禁食讓你擱下飯來張口理所當然的想法。但還有更細微的層面可談。

 

凸性效應與隨機營養

 

記得在討論肺部呼吸器的時候，談到詹森不等式在實務上的影響：在某些領域，不規律有它的好處：規律有它的害處。在詹森不等式適用的地方，不規律或許是良藥。

 

或許我們最需要的是隨機少吃幾餐，或者至少避免穩定的飲食。我們可以在兩個地方，看到忽視非線性的錯誤，一個是在攝取食物的成分方面，另一個是在食物攝取的頻率方面。

 

和成分有關的問題如下所述：和牛、大象（吃沙拉）、獅子（吃獵物，這些獵物通常吃沙拉）等吃東西比較單純的哺乳類動物比起來，我們人類是雜食動物。但是這種雜食的能力，是為了因應比較多樣的環境，食物來源沒有計畫、隨意，以及最為關鍵的，能否持續供應—動物只吃某些食物，是因為棲息地非常穩定，不會急遽變化，但在比較多樣的棲息地中，就要準備好其他的途徑。身體功能需要多樣化，以因應各式各樣的食物來源和各式各樣的特定結構。

 

請注意人體構造的微妙之處：牛和其他的草食動物在食物攝取方面，承受的隨機性遠低於獅子；牠們吃的東西很穩定，但是需要十分賣力，才能使所有營養產生代謝變化，一天單單吃東西，就用掉幾個小時。更別提一直站在那邊吃沙拉的無聊。相反的，獅子比較需要依賴運氣；牠們成功撲殺獵物的機率很低，不到二○％，但一有東西可吃，很容易就迅速吸收到所有營養，而這要感謝獵物非常賣力和無聊的進食。所以我們從環境的隨機結構，得出下列的原則：當我們是草食動物，我們吃得相當穩定；但當我們是掠奪者，則會吃得比較隨機。因此，由於統計上的理由，我們的蛋白質需要隨機消耗。

 

所以如果你同意我們需要某種組合的「均衡」營養，那麼馬上認為我們需要每一餐都取得這種均衡，而不是連續好幾餐才取得均衡，是錯的。假設我們已經確定需要的各種營養，平均需要某種數量，例如一定數量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脂肪。?那麼每一餐同時攝取它們，除了吃典型的牛排、沙拉，接著也吃新鮮水果，以及在連續好幾餐分開吃它們，兩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

 

為什麼？因為剝奪是一種壓力因子—而且我們知道，如果允許適當恢復，壓力因子會造成什麼影響。凸性效應在這裡再次運作：如果我們的新陳代謝反應不是線性的，那麼某一天攝取三日份的蛋白質，接下來兩天根本不攝取蛋白質，對生物的影響絕對不等同於「穩定」有節制的進食。這應該具有某些利益—至少這是我們被設計成的進食方式。

 

我猜；事實上不只是猜而已：（由於非線性不可避免的結果）我相信我們對於食物供應和成分的隨機性具有反脆弱性—至少在某個一定的範圍內，或者某些天數內是如此。

 

所謂的克里特島（或者地中海地區）飲食有其好處的理論，導致美國覺醒族改變飲食習慣，不再吃牛排和馬鈴薯，轉而吃烤魚配沙拉和羊乳酪。但是這個理論悍然不顧凸性偏誤，說明如下：有人發現克里特島人相當長壽，於是記錄他們吃什麼東西，然後—天真地—推論他們活得比較長，是因為吃的食物種類不同。這可能是對的，但二階效應（也就是食物攝取的變化）可能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機械式的研究工作者沒注意到這件事。事實上，過了一陣子，人們才注意到：希臘東正教會視當地文化的嚴重性，每年規定約兩百天的禁食；而且是很難受的禁食。

 

是的，難受的禁食，就像我現在的感受那樣。因為我正在東正教四旬齋期間寫這些段落。長達四十天，幾乎不准吃任何動物產品、不能吃甜食，某些嚴格守戒的人甚至連橄欖油也不吃。由於遵守程度分幾個等級，所以我選擇半嚴格的方式去做，但日子還是很難捱，而這正是它的用意所在。我剛在黎巴嫩北部，也就是稱作庫拉（Koura）谷的希臘東正教地區中，祖先居住的村落艾姆雲度過漫長的週末。在那裡，傳統的「對策」食物做到盡善盡美的地步，充分發揮想像力：黎凡特的羔羊肉餅是用植物和豆子取代肉類做成，肉丸是用未發酵的棕色小丸子在小扁豆湯裡面做成。叫人驚訝的是，雖然禁止吃魚，但大部分日子中，允許吃甲殼類水生動物，或許因為這不被認為是奢侈品的緣故。我的日常飲食中缺乏的某些營養，可以一次補足。研究工作者（現在）所說的蛋白質，我被剝奪的部分，可以在允許吃魚的日子裡補回來，而且我當然會在復活節大吃羊肉，然後在那之後一陣子，吃數量高得不成比例的肥滋滋紅肉。我夢想著胖子東尼常去光顧的餐館，會端上我一點都不會感到抱歉的巨大分量牛排。

 

禁食的壓力因子因此產生反脆弱性，因為它會使想吃卻吃不到的食物嘗起來更加美味，並使我們的身體系統出現幸福愉快的感覺。開齋的感覺，和宿醉剛好相反。

 

如何吃掉自己

 

我很好奇，不懂為什麼人們接受運動的壓力因子對身體有好處，卻不將這個道理移轉到食物匱乏也能產生相同的效果。但是科學家正發現，偶爾剝奪某些或全部食物會有一些效果。不知道為什麼，證據顯示，我們會對限制我們的壓力有所反應，變得頭腦更靈光、身體更健康。

 

我們可以不用理性主義的方式，概化或者使用生物方面的研究，但可以用它確認人類對飢餓的確會有反應：剝奪食物會啟動生物機制。而且我們對一群人進行實驗後，發現飢餓—或者剝奪一種食物—對人體有正面的影響。研究工作者現在以自體吞噬（autophagy；吃掉自己）的機制合理化這件事：理論說，當外部來源被剝奪，你的細胞就會開始吃自己，或者分解蛋白質，重新組合胺基酸，提供生成其他細胞所需的材料。若干研究工作者（現在）認為，自體吞噬的「吸塵器」效應，是長壽的關鍵—但是我所持的自然觀念，不為他們的理論所動：我將進一步指出，偶爾挨餓會產生某些健康利益，而且就是如此而已。

 

對飢餓的反應，也就是我們的反脆弱性，一直遭到低估。我們總是對人們說，要好好吃一頓早餐，以面對整天的操勞。對實證盲的現代營養學家來說，這不是新理論—舉例來說，斯湯達爾著名的小說《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中，有人對主角于連‧索雷爾（Julien Sorel）說，「整天工作會十分漫長且辛苦，所以我們來吃個早餐，強壯自己」（那個時期的法國稱早餐為「第一頓午餐」）。這樣的對話令我驚訝。事實上，將早餐當作主要的一餐，要吃穀物和其他這類東西的觀念，慢慢被證明有害人類—我不懂為什麼需要那麼長的時間，才有人了解這個不自然的觀念需要被檢驗；此外，經過檢驗，發現早餐對人有害，或者至少沒有好處，除非先工作再吃早餐。

 

我們要記得，人不是設計成從送貨員那裡接收食物。在大自然中，我們必須花費某些精力，才能吃到東西。獅子需要捕獵，才有東西可吃。如果不需要吃東西，牠們不會去捕獵取樂。在人還沒有花費精力之前就給他們食物，當然會混淆他們的信號傳送過程。而且我們有許多證據顯示，間歇性（而且只有間歇性）剝奪有機體的食物，能對許多功能產生有益的影響—舉例來說，瓦爾特‧隆戈（Valter Longo）指出，集中營的囚犯在限制食物的第一階段比較少生病，後來才垮下去。他用實驗的方式測試結果，發現老鼠在飢餓的初期階段，能夠忍受高劑量的化學療法，不會有明顯的副作用。科學家根據飢餓會使一種基因表現出來的敘事，將一種蛋白質編碼，稱作SIRT 、SIRT1或者乙醯化（sirtuin）。這種蛋白質會帶來長壽和其他的效應。人類的反脆弱性顯現在某些基因對飢餓的上行調節（up-regulation）反應上。

 

所以說，訂有禁食儀式的宗教，其擁有的答案比單單從表面上去看它們的人所想的要多。事實上，這些禁食儀式所做的事，是將非線性帶到我們的飲食中，以符合生物的特質。附錄用圖形表現生物的標準劑量反應：任何東西只要一點點，似乎就會產生正凸性效應（不管是有利或有害）；再多加一些，效果就會減弱。顯然到了上界，劑量就不會有額外的效果，因為已經到達飽和的地步。

 

剝奪走路

 

天真的理性主義還有另一個傷害來源。正如長久以來，人們試著縮短睡眠時間，因為依我們俗人的邏輯來說，睡眠似乎沒有用處，許多人也認為走路沒有用處，所以他們使用機械式的運輸工具（例如汽車、自行車），然後在健身房中運動。

 

而就算他們走路，走的也是丟臉的「快步」，有時將重量擺在手臂上。他們不曉得，由於他們仍然不明所以的原因，以低於壓力水準的步調，毫不費力地行走，會帶來某些利益—或者，我猜，這對人類是必要的，或許和睡眠一樣必要，可是到了現代化的某個時點，由於無法合理化，所以人們試著將它縮短。好吧，或許毫不費力地行走不像睡眠那麼必要，但由於直到汽車問世之前，我的所有祖先不少時間都在走路（和睡眠），所以在某些醫療期刊接受這個觀念，並且提出醫學期刊評審所說的「證據」之前，我寧可照著這個邏輯走。

 

我想永遠活下去

 

我聽到的都是如何活得更久、更有錢，當然了，還想要有更多的電子器具。自古以來，人們相信可能降臨我們身上最糟的事情是死亡。我們並不是這麼認為的第一代。但是對古人來說，最糟的可能結果不是死亡，而是死得不名譽，或甚至只是普普通通地死去。對典型的英雄來說，在養老院中死去，身邊有個粗魯無禮的護士，一堆管子從你的鼻子插進、拉出，不是很動人的人生終極目的。

 

當然了，我們有個現代的錯覺，認為應該盡可能活得久。這樣的想法，好像我們每個人都是最終的產品。這個以「我」為單位的觀念，可以上溯到啟蒙時期，而且帶有脆弱性。

 

在那之前，我們是現在的群體和未來子孫的一部分。現在和未來的部落都利用個人的脆弱性，以強化他們自己。人們願意犧牲、慷慨赴難、為群體而死，並且因為這樣的行為而感到驕傲；他們為未來的世代賣力。

 

導論
第一冊 反脆弱：導讀

1    達摩克里斯與海德拉之間
請砍我的頭—如何藉由某種魔法，令顏色有了顏色—如何在杜拜舉重

 

一半的生命沒有名稱

 

你到郵局去，準備寄一樣禮物。這個包裹裝滿香檳酒杯，收件人是住在西伯利亞中部的表親。由於運送途中包裹可能受到傷害，你會在上面蓋上紅色的「脆弱」、「易碎」，或者「小心搬運」等戳記。和這種情況剛好相反，也就是「脆弱」的反面該怎麼說？

 

幾乎所有的人都會回答「脆弱」的相反詞是「強固」、「堅韌」、「堅固」，或者類似的字眼。但是堅韌、強固（以及類似的字詞）是指既不會破碎，也不會變得更強的物品，所以你不需要在它們上面寫任何字—你曾經看過包裹上面蓋上綠色粗體字，說它「強固」嗎？從邏輯上來說，和「脆弱」包裹剛好相反的包裹，上面應該寫「請粗暴處理」或者「請勿小心搬運」。它的內容物不只不會破碎，更會因為各式各樣的傷害而受益。易碎的包裹在最好的情況下是沒有受到傷害，強固的包裹在最好的情況和最糟的情況都是沒有受到傷害。因此脆弱的相反是最糟的情況下沒有受到傷害。

 

我們將這種包裹稱作「反脆弱」；我們有必要造個新詞，因為《牛津英語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沒有簡單的非複合字能夠表達脆弱的相反情況。由於反脆弱的觀念不是我們意識中的一部分—但幸好這是我們的祖先行為、我們的生物裝置的一部分，也是存活下來每一個系統普遍擁有的性質。

 

要知道這個概念在我們心裡有多生疏，請重複做上面所說的實驗，並且在下一次聚會、野餐或暴動前的集會中，問身邊的人脆弱的反義詞是什麼（而且一定要堅持，你要的是剛好相反的詞，也就是性質和報償相反的東西）。除了強固，你可能得到的答案是：不會破碎、堅固、做得很好、堅韌、堅強、防某些東西（例如防水、防風、防鏽）—除非他們聽過這本書。而且，不只個人被它混淆，連分枝知識也被它搞混；我找過的每一本近義詞和反義詞字典，都犯下這樣的錯誤。

 

用另一種方式來看：由於正的相反是負，而非中性，所以正脆弱性的相反詞應該是負脆弱性（所以我稱之為「反脆弱」），不是只傳達強固、堅強和不會破碎等觀念的中性字眼。事實上，如果我們把它寫成數學式，反脆弱性便是脆弱性前面加個負號。

 

這個盲點似乎無所不在。已知的主要語言，不管是現代，還是古代，不管是口語，還是俚語，都沒有「反脆弱」這個字詞。俄羅斯語（蘇聯腔）和標準布魯克林英語似乎沒有字詞能夠用來稱呼反脆弱性，而是將它和強固混為一談。

一半的生命—有趣的一半生命—我們沒給它們取名。

 

請砍我的頭

 

如果我們沒給反脆弱性通用名稱，不妨到神話中找個相當的東西。神話透過強而有力的比喻，表現歷史智慧。羅馬人取用希臘的一則神話說，西西里暴君戴恩尼修斯二世（Dionysius II）令阿諛奉承的朝臣達摩克里斯（Damocles）參加奢華的宴會，但將一把劍用馬尾上的一根毛綁在天花板上，對準他的頭。馬毛承受壓力，最後一定斷掉，接下來會是血淋淋的畫面，引起高聲尖叫，然後是古代的救護車出動。達摩克里斯十分脆弱—劍刺進他的頭，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另一則古代傳奇，則是希臘人借用古閃米特族和埃及的傳奇故事。鮮豔奪目的不死鳥菲尼克斯（Phoenix），每次引火自焚之後，就會從自己的灰燼中重生。牠總是會回到原始的狀態。菲尼克斯正是我長大成人所居住城市貝魯特的古代象徵。傳奇故事說，貝來圖斯（Berytus；貝魯特的古名）在將近五千年的歷史中，曾被摧毀七次，但是重新站起來七次。這個故事似乎相當可信，因為我親眼看到第八次；我的童年快結束時，貝魯特的中央地區（這座都市的古城）因為血腥的內戰，第八次被夷為平地。我也見到它第八次重建。

 

但是展現最新樣貌的貝魯特，重建之後比起上次更好—而且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反諷：西元五五一年的地震將羅馬法學院埋在地下，竟在重建時被人發現。這有如歷史給的紅利（但是考古學家和不動產開發商公開相互辱罵）。這已經不是菲尼克斯了，而是超越強固的其他某種東西。這將我們帶到第三個神話比喻：九頭蛇海德拉（Hydra）。

 

希臘神話中的海德拉，是像蛇那樣的怪物，有好幾個頭，棲息在阿哥斯城（Argos）附近的勒拿（Lerna）湖。每次被砍掉一個頭，就會長出兩個頭。所以牠喜歡受到傷害。九頭蛇表現了反脆弱性。

 

達摩克里斯的劍代表權力和成功的副作用：崛起而統治一群人之後，不可能不面對這種持續存在的危險—總是有人會積極設法推翻你。而且，和劍一樣，這種危險安靜無聲、無法阻擋、斷斷續續出現。在沉寂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之後，很可能在一個人已經習慣了它，以及忘了它的存在時，猝然落下。就在你現在的損失會遠多於從前的時候，「黑天鵝」等在那邊，準備撲向你，而這是成功（和成長）的代價，或許是過度成功不可避免的懲罰。追根究柢，重要的是那根線的強度—不是晚宴展現的財富和權力。但是對於那些願意傾聽的人來說，幸好這是可以確認、可以衡量和可以處理的脆弱。三元組的整個要點在於：許多情況中，我們能夠衡量線的強度。

 

此外，我們需要考慮這種成長之後的沒落，可能如何對社會造成傷害，因為達摩克里斯的劍落下，會帶來我們現在所說的連帶傷害，而殃及參加宴會的其他客人。舉例來說，大型機構崩垮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