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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爾士‧蓋斯特（Charles Geisst）
2004年7月

華爾街漫長悠久的歷史長河，從來不缺傳奇逸事。交易人只憑自己的本能直覺和過人的膽識勇氣，而腰纏萬貫的故事俯拾即是。十九世紀這樣的故事特別多，主角總是一開始囊空如洗，卻穿金戴銀退隱江湖，過著豪奢的生活，滿屋名畫骨董。這些故事吸引無數胸懷壯志的百萬富翁，也渴望名留青史。

類似的故事，鼻祖當推霍雷席歐‧艾爾傑（Horatio Alger）。他在南北戰爭結束後，寫下窮小子狄克（Ragged Dick）的故事，描寫身無分文的平凡年輕人，如何胼手胝足，冒險進取，再加上幸運之神眷顧，搖身而為巨富名流的過程。艾爾傑的著作十分暢銷，成為十九世紀美國的知名作家之一。雖然這些書沒有提到股票市場，卻為以後的類似書籍定調。大學畢業後，艾爾傑當起聞名遐邇的賽利格曼銀行家族中，約瑟夫‧賽利格曼（Joseph Seligman）孩子的家庭教師。他筆下的許多白手起家故事，追本溯源來自賽利格曼家的一頁發跡史。賽利格曼家族的投資銀行事業，是在阿拉巴馬經商成功奠下的基礎，但是過程有點不名譽。

經濟學家和社會理論家索斯坦‧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1899年發表《有閒階級論》（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更是火上加油。這本書不講年輕人爭名逐利的故事，但是范伯倫和艾爾傑有個相同特質。書中所提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觀念，是根據作者觀察那個時代最有名的兩個炫耀性消費者而得。奧古斯特‧貝爾蒙特（August Belmont）和他的兒子奧古斯特‧貝爾蒙特三世兩人豪奢的生活，成了紐約人茶餘飯後的話題。他們舉辦宴會，出手之闊綽，令人咋舌，光是葡萄酒的花費，就使得其他的金融家嫉妒不已（如果沒臉紅的話）。到了二十世紀初，金融業和這個行業中的富裕生活，顯然成為各種傳聞逸事的題材和惹人艷羨的目標。

只寫別人的故事，不會產生傳聞逸事。真槍實彈操作股票和縱橫於金融圈的人，把自己和別人的故事講出來，才真的擲地有聲，引人注目。這些故事被認為是「內線」材料，吸引廣大的讀者群閱讀。讀者表現出美國人心理面的一大矛盾。一方面，二十世紀初，大部分人對華爾街和芝加哥商品市場十分反感，因為這些地方，什麼卑鄙齷齪的手段都有，而且許多不可告人的交易持續進行著。另一方面，這些地方創造出巨大的財富，而在美國，人人見錢眼開。這類故事廣為流傳，因為讀者想從他們鄙視的人身上，瞭解那些人如何賺到自己也很想擁有的財富。作家和出版商很快就看到商機。

1900年，流氓惡棍之流已經現身華爾街，其中許多人富甲一方。這些人早在南北戰爭之前就涉足華爾街。雅各‧利圖（Jacob Little）是非常有名的放空交易人（short seller），一直留意有沒有好機會，可以從價格下跌走勢中獲利。丹尼爾‧朱魯（Daniel Drew）是另一名股市炒手，依賴詐騙手法與經常出入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NYSE）的人抬轎。傑伊‧古爾德（Jay Gould）繼之而起，他的行事風格贏得「美國最令人咬牙切齒的人」的綽號。查爾士‧維里修佛（Charles Woerishoffer）也是放空交易人，或者稱做「棒槌」（plunger），因為放空股票而出名。他們後來被人稱為「作手」（operators）。大部分作手並不是只賣股票或者只買股票。他們會視狀況，穿插作多或放空。但是他們的綽號會因為最有名的操作而固定下來。

這些作手當然招致批評，但反而使他們聲名大噪。漫畫家湯瑪斯‧芮斯特（Thomas Nast）和佛烈瑞克‧歐普勒（Frederic Oppler）曾經多次以傑伊‧古爾德為對象作畫。漫畫刊登在《哈潑周刊》（Harper's Weekly）和《小妖精》（Puck）等期刊上面，渲染誇大那些人早就十分可怕的聲名。畫作出現之後，記述這些引人側目人物的文字也開始流傳。不久，他們就被描繪成撼動市場的力量，不再只是多頭或空頭而已。

十九世紀末，更有《華爾街回憶錄》問世。大部分回憶錄都是談作者在股市打滾的經驗，以及他們一路走來，遇到的股市流氓惡棍。亨利‧克魯茲（Henry Clews）1908年為紀念他自1858年起涉足股市，出版《華爾街五十年》（Fifty Years in Wall Street）一書。那段時期，一些華爾街老兵也相繼發表許多著作，但是書籍不像雜誌文章那麼受歡迎。不少文章大談交易人靠股市維生的事蹟。不過極少交易人揭露本身的操作祕密。正因為他們裹著神秘面紗，於是各種傳聞逸事開始流傳。熱門周刊雜誌並沒有揭露這些人的天才手法，甚至是不擇手段的天才手法給所有的讀者閱讀。

當代讀者會發現，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市場文獻，有個明顯特徵。巨額財富的流進和流出，其實和被交易的股票本身好壞沒有關係。傑伊‧古爾德和他的死黨吉姆‧費斯克（Jim Fisk）騙過勁敵康尼留斯‧「准將」‧范德比爾特（Cornelius 'Commodore' Vanderbilt），從伊利鐵路（Erie Railroad）的股票大賺一票。維里修佛對北太平洋鐵路公司（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的亨利‧維拉德（Henry Villard）持有的股票發動空頭摜壓攻勢，獲利可觀，並且重創維拉德。那時的評論家把這類股票操作，說成是交易人之間的私人對決。股票的基本面可能引來某些交易人大舉放空，尤其是在它們的價格過高時，但最後總是多空交易人之間的私人對決。

許多股票的財務表現，特別是鐵路和重工業公司，並不是當時許多投資人關心的主要因素。他們只是跟著群眾走。如果詹姆斯‧吉恩（James R. Keene）正敲進股票，其他人也會一窩蜂跟進，因為這類大人物顯然曉得他們不瞭解某些事。吉恩曾在美國鋼鐵（U.S. Steel）於1901年創立之後，為摩根（J. P. Morgan）成功的哄抬它的價格。小額投資人一窩蜂跟進，到頭來反而吃足苦頭。漫畫家一再把小額投資人畫成被拉進華爾街，任人宰殺。等到小額投資人發現應該賣出時，往往為時已晚，因為錢已經被別人賺走了。

1900年，各證券交易所跨出大步，投資人可以把他們的錢拿到這裡投資。但是他們依然像是驚弓之鳥，隨時準備迅速脫手，拔腿就跑。大作手炒作市場時，需要小額投資人抬轎。雖然在紐約證交所掛牌交易的股票多於以往，三不五時還是有空頭發動攻擊和軋空的行為發生。交易人可能單槍匹馬，也可能找來一群人，哄抬或摜壓股價。這些行為小額投資人看在眼裡，但是為了賺錢，只好繼續跟著知名交易人走。因此多頭和空頭的傳統一點都沒有減弱的跡象，而且現在的競技場比以前更加寬廣。

股市給人的感覺就像是賭場。投資人願意放手一賭，買賣他們認為可以致富的股票。但是一百年前，他們缺少一樣東西。市面上幾乎找不到一本教人如何避開市場陷阱、如何聰明投資的書。華爾街上的作手把一般投資人稱作「冤大頭」（suckers）。他們手上能夠運用的少數資金，很快就會因為本身的無知或缺乏紀律，一掃而空。

談華爾街的其他書籍，一點幫助也沒有。亨利‧克魯茲筆下的政策問題，帶有強烈的個人觀點。他表示，1884年查爾斯頓（Charleston）的地震，可能是礦業公司探採地下礦藏引起的。我們現在一聽，就會把這樣的說法斥為無稽之談，目的很可能只是為了影響礦業股的價格。但是類似的傳言，在當時卻很流行。寫文章時，可能無法把市場和它的表現分開談。要影響價格，最好的方法是下筆時掌握充分的資訊，談某支股票或者它所屬的行業，即使作者不具備特殊的知識也能這麼做。不少愛惜羽毛的報紙開始擬定政策，不發表試圖影響股價的文章。但是更多的報紙為了推廣發行量，當然不採行那樣的政策。

1929年股市崩盤之前，要取得股票的內線消息，最好的做法是花錢買。那些「消息靈通人士」（agents）宣稱他們掌握股票的內線情報，有興趣的人可以花錢買。1930年代以前，這種行為並不違法，但是顯然可用來操縱股價。專業交易人想要推高或摜壓股價，而且需要「散戶」（retail）幫忙時，會把消息透過「情報販子」（tipser），傳到小額投資人手中。小額投資人接獲消息，會配合買進或賣出某支股票，以更多的流動性協助大作手。

但是許多小額投資人實在「玩」不起股票。不少股票的價格很高，每股交易價格動輒上百美元，而當時平均一年的薪水只有1000美元左右。小額投資人往往不是拿錢投資購買真正的股票，而是到空桶店（bucket shop）一試身手。這些地方看起來像是經紀公司的營業處，但說穿了不過是賭場。「投資人」可以在這裡花幾美元，賭某支股票的價格會上漲。空桶店的名稱，來自「投資人」下的單子，是放在櫃檯後面的桶子裡面，不像一般經紀商那樣，傳送到交易所。「投資人」是和「號子」對賭，而且通常只輸不贏。

空桶店會告訴賭客，他的幾美元能夠買進或賣出多少股。賭客想要兌現賭注時，空桶店是依自動報價機（ticker）的下一個價格付錢（如果有自動報價機的話）。有些空桶店會在這個過程中捏造價格。但是規模比較大的空桶店，的確能夠取得即時報價，並依下一個價格和賭客結清買賣單。空桶店不會長期忍受賭客不斷贏錢，因為只有賭客賠錢，他們才有賺頭。

在主要的金融和商品中心，可以找到數十家空桶店。其中最複雜的一種，稱作空殼證券商（bucketeer），地方主管機關和交易所很難抓到它們。它們擁有合法經紀商的所有設備，黑板和自動報價機一應俱全。它們的價格數字是怎麼來的？有時難免叫人懷疑其中必有詐。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CBOT）指控的一件著名案件中，一家空桶店花錢找一名男孩，坐在緊鄰交易所的一棟建築物屋頂上，用雙筒望遠鏡讀交易所張貼出來的價格。男孩接著向下面的空殼證券商喊價，然後寫在黑板上。

股票市場已有不少汙點，空桶店再添一椿，原因還有另一個。規模比較大的空殼證券商會彙集他們的資金，在市場上建立相反的部位，確保他們的顧客絕對贏不了錢。他們本身可能形成一股龐大的力量，特別是如果他們放空一支股票，而讓顧客以為他們在買進。這是市場上的黑暗面，紐約或芝加哥很少有人討論。CBOT一位高階幹部曾經透露，空桶店拿1000萬美元的顧客資金到市場上，經過財務槓桿放大後，視交易所規定的保證金比率而定，可以發揮價值高達1億到5億美元的市場力量。因此小額投資人幾乎不可能從空殼證券商賺到錢。

1920年代，華盛頓的證券交易法規付之闕如，不曾通過任何聯邦證券法。但是各州都竭盡所能，努力遏阻詐欺和炒作行為。各州和交易所早在1890年代，就向空桶店宣戰，但是戰事進行得相當緩慢。1905年，CBOT大勝空桶店，因為在指控堪薩斯市一家大型空桶店的官司中，最高法院裁決它勝訴。CBOT要求禁止那家空桶店在它的營業處所使用CBOT的價格（由西方聯盟〔Western Union〕傳送），冒充它是真正的交易所經紀商，實際上處理的不過是空桶單（bucketing orders）。法院的裁決對CBOT有利，空桶店大敗。不過它們還是能繼續生存。賭客仍然願意下幾美元的賭注，期望和那些傳奇性的交易人一樣腰纏萬貫。前後數十年內，賭博成了美國人的日常消遣活動，因此禁止空桶店透過電子線路取得即時資訊，並沒有導致它們的顧客流失。

有些小賭客能在莊家占優勢的賭博中贏得空桶店的錢。但是他們能夠贏錢，不表示他們懂得投資。小賭客總是能夠從情報販子那邊買到資訊，但是那些資訊通常一開始就作假，目的是誘使小賭客和投資人上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州加強法令規定，但只逐案處理詐欺和操縱股市的行為。紐約加強舉發經紀商和空殼證券商洗稅賣出（wash sale）的做法。許多案件都勝訴，但是詐欺和炒作依然層出不窮。有時州政府課以罰款，有時則判以徒刑，尤其是針對空殼證券商。聰明的空桶店顧客必須摸清這套制度，並且用很快的速度操作。當同行揭露他的祕密，一夜之間，他會成為眾矢之的。

在求明牌和小道消息若渴的市場上，揭露知名作手實際操作技巧的「內線」情報也受到歡迎。1922年，介紹一位傳奇性交易人的系列文章共十二篇，第一篇刊登在《星期六晚郵》（Saturday Evening Post），讀者終於得償夙願。這些文章是財金新聞工作者艾德溫‧勒菲佛（Edwin Lefévre）寫的。勒菲佛是資深新聞工作者，以擅長撰寫財金小說聞名。他的文章緊緊抓住廣大讀者的想像力，一年後結集成冊，書名也稱作《股票作手回憶錄》（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寰宇智慧投資62）。投資大眾渴望多年的心願終於得到滿足，可以一窺如何在市場大賺一票的內幕。
1897年勒菲佛開始寫華爾街的種種。他的祖先是胡格諾派教徒（Huguenots），十七世紀末逃離法國。父親在南北戰爭期間擔任聯邦海軍軍官。雖然勒菲佛一直想當作家，父親卻堅持要他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只好先學工程再執筆桿。1887年到1890年，他在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攻讀礦冶工程。投入職場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當財金新聞工作者，閒餘時間寫些短篇故事。十年後，他發表第一本小說《華爾街的山普森‧洛克》（Sampson Rock of Wall Street）。從事新聞工作期間，曾經服務於《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在《哈潑周刊》當財金編輯，以及為《星期六晚郵》寫文章。他發現華爾街是十分理想的故事背景，因為就像他說的：「人有兩大鞭策力量：愛和貪」。

勒菲佛的職場生涯，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財金新聞工作的看法──財金新聞工作是華爾街的一部分。他常在接受訪問時，談起自己的寫作生涯，尤其是「我到華爾街之前」的那段時期。今天我們不會這麼說，因為一段時間以來，新聞工作者和他的採訪對象一直保持相當大距離。但是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交替之際，兩者之間的關係相當密切，因此財金作者可以說他是金融舞台的一員。這種不分彼此的關係，有助於勒菲佛在具備充分知識的情況下，撰寫股票市場的種種；1922年令他聲名大噪的系列文章發表之前，他的寫作信心已經展露無遺。

《星期六晚郵》的第一篇文章發表於1922年6月10日，持續到隔年5月。這不是勒菲佛第一次為《晚郵》寫財金故事。1917年初，他寫過一系列的文章，題為「一個星期超過200萬美元」，也廣受好評，內容是談投資人可能如何被捲入市場的漩渦。這一系列文章是以傳統的記敘文寫成，穿插對話，但是後來的系列，文體卻相當不同。

1922年的故事，表面上是勒菲佛陸續訪問傳奇性股票和商品交易人勞倫斯‧李文斯頓（Lawrence Livingston）的結果。李文斯頓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創業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幾年內名利雙收。從訪問內容提到的大略年表推算，李文斯頓和勒菲佛差不多同齡，因此，經驗豐富的作者和傳奇性的交易人應該相談甚歡，不過勒菲佛對他的讀者作了一個務實的要求。他在文章之初，對於受訪者的身分背景並沒有多作介紹，只說他請求訪問這位平常不多話的股票作手，並且獲得首肯。1929年股市崩盤之前，股市作手和知名銀行家都是名人，一般人知之甚詳，不需要贅述他們的身分背景。想要在市場上致富的人，讀霍雷席歐‧艾爾傑寫的故事時，必須先弄懂技術面才行。

由於找不到一個名叫勞倫斯‧李文斯頓的傳奇性交易人，讀者很快就知道，這是個假名，受訪者一定另有其人。一年後，勒菲佛把結集成冊的書獻給傑西‧李佛摩（Jesse Livermore），一切盡在不言中。李佛摩是在市場之外，極少數為人熟知的重量級股票和商品投機客之一。財金新聞媒體給他取了個綽號，叫「棒槌男孩」（Boy Plunger），因為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次操作，是放空非常成功。由於李佛摩和許多功成名就的同行一樣，口風一向很緊，所以人們的懷疑格外顯得有趣。

文章刊出時，市場剛從嚴重的衰退中回升。由於戰後工業產品和商品的需求減退不少，景氣在1920年和1921年大幅下挫。舉例來說，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因為營業額滑落，不得不調整組織結構。同時，許多規模比較小的製造商被迫歇業。從行銷的觀點來說，在全國性的雜誌上發表一系列的訪談文章，時機再壞不過了。事實上，讀者的反應竟好得出奇。但是勒菲佛早以擅長為雜誌寫短篇故事出名，而且比較輕鬆的財金題材，不管景氣好壞，總有人愛看。不久之後，讀者終於恍然大悟，發現勒菲佛並不是在寫小說。李文斯頓談到的事太過專業，不能單純視之為虛構的短篇故事。

雖然勒菲佛從沒說過李文斯頓其實就是李佛摩，不久人們就認為兩者是同一個人，於是傳奇開始擴大。一位交易人的祕密終於攤開在陽光底下，而那些祕密，正和霍雷席歐‧艾爾傑筆下人物的傳統如出一轍。李文斯頓十五歲離家到波士頓，馬上就在波士頓一家經紀公司找到差事，負責把價格抄上黑板。他很快就迷上市場，躍躍欲試，可惜身上沒錢。後來有位朋友問他，要不要一起湊點小錢，到空桶店放手一搏。他們合資10美元下注，竟然一舉成功。因此李文斯頓愛上市場，因為在這裡，什麼事都不必做，只要盯著自動報價機報出的一連串數字，加以解讀，就有無數有趣的事可能發生。

他們第一次下注的故事，深深烙印在人們腦海，因此《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1940年登出李佛摩去世的消息時，說這是他第一次進場操作。《紐約時報》報導：「李佛摩分得3.12美元的利潤。他找到了自己的事業生涯。」（1940年11月29日）。勒菲佛在文章中提到，李佛摩接著辭去辦事員的工作，全心全力投入股票的投機買賣。不過李文斯頓並不認為那是投機；他設計出一套系統，產生利潤的次數多於發生虧損的次數。這套系統花了許多年的時間才發展起來，但是很快就使他聲名鵲起。

雖然勒菲佛記述的年表有幾個地方略有出入，不過李佛摩第一次放手投入的時間確定是在1893年。接下來，虛構的李文斯頓和李佛摩之間的關係開始契合。八年內，李文斯頓和李佛摩都成了百萬富翁。但是李佛摩的名聲只響徹市場。1901年，他和太太從歐洲旅行回來，海關發現他太太攜帶12,000美元的珠寶首飾，李佛摩被罰7,200美元的關稅。《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報導了這件事，並且開始探究為什麼默默無聞的一名投機客會惹上這種麻煩。《紐約世界報》也指出，他已經在市場賺得300萬美元。該報想要知道，這個人到底是何方神聖？這時的李佛摩，不過二十三歲左右。

李文斯頓接受訪問所透露的內情，成為傳奇逸事的題材。他在事業生涯之初，並不是證券交易所的會員，也不是過著有錢又有閒的生活。他的致富之路，是從自動報價機摸索出來的；一連串的數字，使他成為巨富。剛開始，李文斯頓起初是在空桶店賺進很多錢。他發現可以在空桶店下賭後，迅速結清部位，「搶到帽子」。他能夠從交易行情資訊，研判一支股票的價格是不是就要上漲。一發現這樣的股票，他馬上放手買進，然後在價格上漲途中賣出。這件事說起來簡單，做起來不容易，因為空桶店的價格不見得正確，而且在空桶店不是那麼容易取得報價。不過，他賺錢的次數還是多於賠錢的次數，也因此惹惱了空桶店業主。

有些空桶店禁止他進門操作，他只好轉移陣地到中西部交易，再重回紐約。他賺了很多錢，有時也賠錢，但一直遠離真正的證券交易所。用當代的語彙來說，李佛摩發明了今天所說的當日沖銷交易（day trading）。這件事說起來很有意思。依賴報價行情操作時，買進之後賺點蠅頭小利就跑，是在空桶店居於優勢的遊戲場上，勝過它們的唯一方法。把場景換到證券交易所來說，這顯然是小額投資人能夠成功的唯一辦法。在證券交易所，場內交易員（floor trader）可以做到相同的事，只是資金必須要雄厚。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市場上已有不同類型的交易人存在。有些和李文斯頓一樣，不是交易所的場內會員。他們一直隱身在自己的辦公室，專心研讀報價行情，根據親眼所見，下單交易。有些是場內交易員，遠比前面那些人貼近「戰鬥」現場，能夠獲悉外人無從得知的市場內部祕密。不管他們在哪裡，所用的技巧都相同，圍繞著他們的傳聞逸事也類似。

這些年來，《股票作手回憶錄》激起人們濃郁的懷舊情緒，一大部分原因在於它描述的那段股市時期已經不復存在。李文斯頓賺進數百萬美元和賠掉數百萬美元的故事，發生在1930年代銀行法和證券法通過實施之前。證券管理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創立之後，情報販子銷售資訊屬於違法行為（如果資訊是正確的話），而且李文斯頓詳細描述、人們習以為常的一些操作手法也遭到禁止。後來的股票交易人只能緬懷過去，想像那段時日，小男孩和年輕人只憑一對眼睛，研讀一連串的數字，加上藝高人膽大的動作，就能搖身而為百萬富翁。

《股票作手回憶錄》引人入勝的另一點，是它寫成於1920年代多頭市場開始狂飆之前。這波市場激漲行情要到1924年才展開，直到1929年10月崩盤為止。李佛摩和已經是傳奇人物的其他交易人，大力介入這段上漲行情，已有的名聲更加錦上添花。但是他們並不畫地自限於股票市場。大部分人穿插操作股票和商品期貨，但是1920年代的期貨市場並沒有狂漲。期貨市場也有本身的傳奇性交易人，其中一些在1920年代中期轉進股票市場。

1920年代，李佛摩的主要勁敵，是芝加哥的期貨交易人亞瑟‧卡頓（Arthur Cutten）。卡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後幾年內操作得十分成功，據稱在期貨市場賺到7,500萬美元的財富。1922年，國會通過穀物期貨法（Grain Futures Act），於是他將注意力轉移到紐約和證券交易所。這套新法律代表聯邦政府首度嘗試管理期貨交易所。當時的期貨交易所，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穀物。卡頓認為這是政府干預市場的行動，決定將部分資金撤出，轉移到紐約證交所操作。李佛摩卻反其道而行。

紐約證交所是股票作手的主要堡壘，芝加哥期交所則是期貨交易人的大本營。那時期貨交易看起來好像會因為政府的管理而式微。但是李佛摩聽說卡頓靠商品操作大賺特賺，也開始在芝加哥期交所操作期貨，手筆之大，超過以往。等到股票市場崩跌，十餘年後，國會才有所反應，開始管理股市；但是那時由於穀物期貨法通過實施，股市交易人認為那是一段最美好的日子。那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問題，可能是勒菲佛發表文章的原因。也許李文斯頓認為，終於到了可以揭露個人操作祕密的時候了，因為政府立法管制呼之欲出。如果這位交易人不能再施展他那賴以獲利的操作手法，至少要把名聲留傳下來。

李文斯頓向勒菲佛坦承，他進出期貨市場的次數，和操作股票市場一樣多。這兩個市場並非格格不入，因為就像李文斯頓接受訪問時所說的，他就像今天的巨波交易人（macro trader），希望從小麥的國際需求高漲或愛荷華州久旱不雨等總體經濟消息中獲利。操作股票時，他也使用相同的方法，但是訪談時提到的主要內容，和第六感、直覺本能有關，卻和基本面無涉。李文斯頓真的提起心理因素以外的東西時，通常是談可能影響某支股票價格的股市類股或整體經濟事件。即使他曾經用過基本面分析，也沒有向勒菲佛透露。李文斯頓給人的印象，是他愛用技術面分析，也會稍微注意周遭的世界。

雖然李文斯頓表示，政治和經濟世界發生的事件，對他的操作活動影響很大，卻沒對當時一些比較有趣的市場情勢提出什麼樣的看法。其中一個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的和平提案。威爾遜提議，由美國居中協調協約國和同盟國之間的和平談判，進而結束戰爭。通訊社比實際宣布早幾個小時發出這項消息，市場應聲重跌。令批評者大感憤怒的是，市場比外界早幾個小時得知消息。交易人當然視之為黃金機會。戰爭對美國經濟是利多，和平一旦到來，商品和工業製品的出口就會減退。股票市場和商品市場因此大跌。不過，威爾遜遞出的橄欖枝最後被拒絕。空頭（short sellers）因為這則消息而大獲其利。李文斯頓受訪時只蜻蜓點水，略微帶到這件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爭期間發行的數十億美元「自由」（Liberty）債券到期，股票市場開始上漲。投資人發現自己手上抱著一堆現金，難免想要到股票市場投機。經紀商和投資銀行看到這個機會，開始向新的一群投資人招手。有史以來漲勢最為凌厲的多頭市場，種子就這樣埋下。不久之後，華爾街財源滾滾。勒菲佛的故事對於市場泡沫的形成，有推波助瀾的效果。我們看得十分清楚，一般人對於好的故事和快速致富的需求，永遠不能滿足。1920年代最精彩的部分還沒到來。